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注释

来源:中国藏学网      发布日期:2013-07-23  编辑:仁增才让

    注释:

    [①]记载这一事件的西藏佛教史文献有巴·赛囊《巴协》(14世纪);《布顿佛教史》(14世纪)以及《贤者喜宴》(16世纪)。吐蕃时期的藏文史料(包括金石铭文)几乎不见这次印汉僧诤事件,上述的藏文佛教史料都写于后弘期以后,关于赤松德赞时期印汉僧诤事件,他们主要依据吐蕃时期在卫藏传教的印度高僧莲花戒(kamala-sila)所著《修习次第》中的记述。莲花戒是与汉僧摩诃衍辨论的印度中观派僧人,他在《修习次第》一书里记述了这次僧诤事件及印度佛教的胜利。参照(法)戴密微著《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页15-21。又见(法)今枝由郎《有关吐蕃僧诤会的藏文文书》,一民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p82。

    [②] 20世纪70年代以后,部分日本佛教学者开始了整理和研究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的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成绩斐然。研究者发现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不少禅宗文献,它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汉地禅宗经典译成藏文的,如《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大乘入道安心法》、《历代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另外部分是藏族禅师用藏文直接撰写的禅宗写卷,后者明确反映出吐蕃特有的禅宗法脉,如《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大瑜伽修习义》、《唯一无想义》等等。参照(日)冲木克已《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19。

    [③]敦煌汉文写卷目前发现两本《大乘顿悟正理决》,一本为法国伯希和收藏写卷,编号为P.4646,戴密微主要以此本为研究对象;另一本为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本,编号S.2672。这里引文中凡使用括号()的字节,均为原P.4646敦煌汉文文献中丢失,又在斯坦因英藏敦煌文本S.2672相同文本加以校正补足的字节,如此处的“(讼)割”中的“讼”字即是P.4646中丢失或不见的(只有一个“割”字),但在S.2672写卷中是为“讼割”两字同时出现。该引文中其它括号的地方与之相同,不再加注。参照(法)戴密微《新发现的吐蕃僧诤会汉文档案写本》,耿升译,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辑,页72-75。

    [④]参照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4。

    [⑤]转引自(法)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升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⑥]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的《大乘顿悟正理决》(P.21、P.823、P.827等)写卷只有汉文《大乘顿悟正理决》(P.4646、S.2672)写卷教理问答部分中的“旧问”。

    [⑦]参照(日)冲木克已:《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日)冲木克已:《Pelliot996写卷的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敦煌发现的藏文禅宗文献研究》,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25号,1993年;(日)木村德隆:《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转引自(日)冲木克已:《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关于Pelliot996的研究》,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第25期,1993年。

    [⑨](日)木村德隆:《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2辑。

    [⑩]转引自(日)冲木克已:《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关于Pelliot996的研究》,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第25期,1993年。

    [11]日本学者木村隆德认为《大瑜伽修习义》(P.818、S.705)的作者是布·益西央禅师,见(日)木村德隆:《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2辑。冲木克已认为《无所得一法经》(P.116)写卷的内容就是《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其作者是布·益西央,但《无所得一法经》与《大瑜伽修习义》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文脉不同,而且《大瑜伽修习义》写卷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它综合了印度与中原两种佛教,目的是想成就一个新的大瑜伽派。参照(日)冲木克已:《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页218-219,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据日本学者冲木克已的研究,《大瑜伽修习义》与汉地禅宗文献《历代法宝记》、《诸经要抄》、《禅门经》(前两个经卷在藏文禅宗写卷中都有藏译本或部分译本,《禅门经》只出现在《大瑜伽修习义》写卷里)等都有很深的关系,同时它又与印度的《经集》有明确的关系。参照(日)冲木克已:《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

    [13]同注19。

    [14]西藏昌都地区仁达丹玛岩摩崖石刻(804年)与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摩崖石刻(806年)这两处藏文题记中都提到了佛教石刻造像的建造主持者为“益西央”。见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郑堆、丹增译,《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15]同注20。又见(日)冲木克已《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关于Pelliot996的研究》,日本《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第25期,1993年。

    [16]在这十六位禅师中,目前能够探明的有菩提达摩多罗、卧轮、荷泽神会、无住、降魔藏、摩诃衍等禅师的话语录。参照(日)冲木克已:《围绕着桑耶寺法诤事件的诸多问题》,(日)《东洋学术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82年。(日)冲木克已:《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页219。

    [17]关于昌都察雅丹玛岩佛教造像摩崖,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恰白·次旦平措认为年代为公元804年。参照恰白·次丹平措撰文,郑堆、丹增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但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也不排除816年(又一个猴年)的可能性。见Amy Heller: 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 Orientations, Vol.25, No.6, June 1994, 页74-78.

    [18]《新唐书·吐蕃上》卷216上。

    [19]才旦夏茸:《喇勤·贡巴饶赛传略》,尼玛太译,《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又见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20] Amy Heller: 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 Orientations, Vol.25, No.6, June 1994, pp.74-78.

    [21]一个明显的矛盾是摩诃衍在P.4646《大乘顿悟正理决》给赤松德赞的上奏文中明确提到自己的传承:“摩诃衍依止和上,法号降魔、小福、张和上、准仰、大福、六和上,同教示大乘福门。”上述禅宗师大多为汉地禅教北宗派高僧。但P.996《大乘无分别修习义·序文》却将摩诃衍的传承写成Ardanhver——Beusin——摩诃衍——虚空藏——益西央,这很可能是藏族僧人在建立自己谱系时一种改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