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海西都兰等处吐蕃墓与吐蕃文化之关系再探讨

       海西都兰墓的形制具有浓郁的吐蕃特色，而且在汉藏文史书的记载中能得到印证。藏文简牍和 碑铭的存在，更能说明这些墓葬属于吐蕃王朝时期。而石刻吐蕃的大臣名字，亦明示了其族属。因 此，以此来研究吐蕃时期的文化是符合史实的。吐蕃文化遗产之丰富，也许将超过我们的想象。军 事扩张仅仅是吐蕃强盛的外在表现之一，其文化的繁荣就高原地区发展史来说也是空前的，是光辉 璀璨的历史篇章。
       当然，全面认知吐蕃时代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对于吐蕃文化研究而言， 也许才揭开冰山之一角，将来的新材料必将带来新问题，而吐蕃文化史的内涵也有可能不断地改写 和充实。
注释：
[1] 参见《贤者喜宴》（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言从东部的汉地和党项取得工艺技术和历算的典 籍，从南部的印度翻译佛典，从西部的粟特（sog po）泥婆罗获得饮食享用之宝库（意指饮食习俗等），从北方的回鹘 (  hor)和突厥（ yu gur)获得法律和管理机构（las）之典籍。
[2]《旧唐书•吐蕃传》卷196。
[3]《贤者喜宴》第375页。原文转写：“འབངས་སུ་མཉའ་བ་རྒྱལ་ཕྲན་འ་ཞ་རྗེ་ལ་སོགས་དང་།vbangs  su  mngav ba rgyal phran v zha rje la sogs dang/。”
[4]《贤者喜宴》（上册）言吐谷浑属于吐蕃的下部的“དཔའ་སྡེ”dpav ste（勇部），有通颊九部和吐谷浑六千户组成
(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9页）。敦煌文献中亦见有吐谷浑千户之记述。
[5] 中国古代将恒星分为二十八群，称为二十八宿，战国时期由分为四组，分别以“四灵”命名，即东方青龙、西方 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之后，四灵之说又用于行兵布阵、堪舆之术，道教兴起后四灵又成护卫神。
[6]《柱间史》（བཀའ་ཆེམས་ཀ་ཁོལ་མ)，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
[7] 参见拙著：《吐蕃史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8]才旦夏茸：《夏琼寺志》（བྱ་ཁྲུང་གདན་རབས bya khyung gdan rabs)，青海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1页。该书中将有 关“四灵”的堪舆著作称为“ས་དཔྱད་ཀྱི་སྤོར་ཏ་ཧང་གཙུག་ལག sa dpyad kye sport hang gtsug lag”（堪舆易典），说夏琼寺东面的山峰代 表白虎，南面的森林象征青龙，西面的红色山崖安琼南宗象征朱雀，北面的宗喀杰日象征黄色乌龟。显然，“四灵”代表的 方位与中原的说法有别。因此，藏族地区用“四灵”堪舆时，四灵代表的方位并不固定，是可以变换的，亦可见“四灵” 的学说在藏族地区有所发展。
[9] 有关研究参见王育成《都兰三号墓织物墨书道符初释》，载《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 142页。
[10] 《旧唐书.崔宁传》卷一O七。
[11] 柳春诚、程起骏：《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第2期；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
[12] 林梅村*《棺板彩画：苏舭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笔者以为苏舭 (བྱ་ཁྲུང་གདན་རབས། sum pa与悉补野同属羌藏系统的族群，其文化、语言也有共性，吐蕃统治时代二者的融合更为紧密，很 难从吐蕃的文化中单独划出“苏舭文化”来。
[13]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郭里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14]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61页。
[15]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页。作者在后来的论文《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 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中对棺板画的族属又倾向于是吐蕃人的观点。
[16] 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9页；《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 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5页。
[17]《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第68页。
[18]《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58页。
[19] 郭里木墓棺板画上帐篷是圆顶的，样式类似于蒙古包或哈萨克毡帐，学者以为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拂庐”。但也 有不同意见，或认为拂庐是黑帐篷（སྦྲ་ནག sbra nag)，而非棺板画上的帐篷。根敦群培的《白史》中将“拂庐”译为 གུར gur",大拂庐称为“གུར་ཆེན་པོgur chen po”，小拂庐称为“  གུར་ཆུང་། gur chung”。藏语中将圆顶的帐篷一般称为“གུརgur”，蒙古 包称为“  སོག་གུར sog gur”。《通典》（卷一百九十）言吐蕃赞普“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说明拂庐的质地 也是毡，笔者以为藏语中所指的  གུར gur就是拂庐。
[20]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郭里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71页。
[21]霍巍：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55页。
[22] 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第61页。又见$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第66页，作者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棺板画中爱欲图的发现，使我们联想到，这一时期的吐蕃人一方面对于现在世和未来世具体的物质享受 和幸福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和关心，另一方面在来世再生于极乐净土是他们强烈的愿望。可以认为这一类美术，是以通向释 迦牟尼佛国净土再生为主题的象征性美术。”
[23]许新国： 《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第64页。
[24]霍巍：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59页。
[25]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郭里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81页。
[26] 许新国： 《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8页。
[27] 参见霍巍： 《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1》，《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 期，第82~94页；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等论文。
[28] 谢静： 《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敦 煌学辑刊》2007年，第65~73页；《吐蕃大翻领长袍探源》，《装饰》2008年第3期，第106 ~ 108页。杨清凡：《藏族服饰 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之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噶尔美•海瑟著，台 建群译《7 ~ 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王婧怡*《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吐蕃赞普冠帽及辫发考》，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敦煌莫高窟壁画吐蕃赞普服饰考——翻领与云肩、靴及蹀躞带》，《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9] 参见王婧怡*《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吐蕃赞普冠帽及辫发考》，《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第 50 页。
[30] 许新国:《唐代绘画新标本——吐蕃棺板画》，《考古》2004年第3期，第19页。
[31]王婧怡: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吐蕃赞普冠帽及辫发考》，第51页。
[32](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六。
[33]《北史》卷九十七。
[3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9页。
[35]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2页。
[3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0页。
[37]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郭里木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78页。
[38] 谢静: 《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第73 页。
[39] 《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图版34。
[40] 敦煌第231窟 “5吐蕃赞普礼佛图”中侍臣、侍从的面上饰有红白小花，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受了唐朝面饰风俗 影响。也许就用这种红白/j、花取代了赭面。
[41]霍巍：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61页。
[42]青海海东、甘南舟曲一带的部分藏族仍有土葬之习俗。
[43](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六。
[44]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37页。
[45 ] 《贤者喜宴》（上册）第332页，原文转写：“ phyinchadbonbgyi<l du mi gnangbar chad/gshingyiphyirgnagrtadang srog chags gsod pa dang sha vdebs su mi gnang/rjevi sku rim dang bar chad sel ba la vdre sing la dun bon re byed na tshe mi dang zhang zhung ma gtogs gzhan bgyid du mi gnang bar bead ste/",其中“老叫tshe mi”直译为“寿命人”或“命人”，可能不是地名，其 职责似与保护赞普的寿命有关，或是汉文史书中所说之“共命人”亦未可知。这段资料的解读，还须深入。罗世平文中首 先从F.W.托玛斯之著作转引了这段资料（参见F.W.托玛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 族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46] 有关研究参见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127 ~ 135页。
[47] 参见汤惠生：《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獅》，《考古》2003年第12期，第82~88页。
[48] 此处或断句为：“起大屋冢巅，树众木为祠所。”笔者以为不妥，遂断句如上。
[49]《吐蕃都兰墓》，第5页。
[50]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51页。
[51] 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原文转写：“ldevu cng gi mchad kyl rim blanas mdzad/nam clgdbonsrasgangglringla ral yang/blanas stong sdesbrtslgphargnang ngo/"。